道光十二年（1832），二十一岁的左宗棠中第十八名举人，这是左宗棠在科举考试中所获取的最后一个功名，也是最高功名。尔后，他连续三次赴京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再没有碰到乡试时的好运气。从此，他绝意科举，讵料太平天国的鼙鼓，却使他按照上述乡试礼经文所提供的路线图，走上了与历代中兴将帅相似的立功树业的人生道路。
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并称，曾、胡、李均是翰林出身，惟左宗棠为举人，但他封侯拜相，所取得的勋绩超过胡林翼，也不比曾国藩、李鸿章逊色，这在清代汉员中是非常罕见的，因此李鸿章戏称他为破天荒相公。那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这不得不从他早年的读书经历谈起。曾国藩是中兴名臣中最有学问的一位，但他自述是点翰林之后才开始读书，研究圣贤之学的，那时已到而立之年。而左宗棠年未弱冠、尚无丝毫功名的时候，就认识到“读书当为经世之学”，喜欢读有关事功之学的书。十八岁时，他就购买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同时他又参阅顾炎武《郡国利病书》、齐道南《水道提纲》诸书，“于可见之施行者，另编存录之”。当时的士人大多眼里只有科举，一心一意习章句、博科名，见左宗棠在那些无用之书上花工夫，莫不窃笑。可是他毫不介意，乐此不疲地走自己的路。其实这是一条前程未卜的路，如果在承平时代，非但派不上用场，反而可能致其一生碌碌无为，老死户牖之下。然而，命运却十分眷顾左宗棠，后来清王朝接踵而至的各种内忧外患，使其所学派上用场，成就了其后半生非同寻常的勋业。
道光十年（1830年），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丁母忧回到长沙。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倡导经世之学的官员之一，曾延请魏源为他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年轻的左宗棠遂慕名经常前往拜访讨教。贺见他好读书，又无钱买，就倾其所藏官私图史，供其借阅。每次借书时，贺必亲自爬上爬下取书，一点不嫌麻烦；还书时，必详细询问左宗棠读书所得，相互讨论，无稍倦厌。他对左宗棠的善待和诱掖，使以舆地之学作为治学门径的左宗棠不知不觉地汇入了正在兴起的嘉道经世思潮之中。
当时有心经世之学的人都很爱才、惜才，贺长龄也不例外，他对左抱有很高的期许，曾提醒左宗棠说：“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此话，左宗棠听进去了，受益终身，以至于五十年后，已贵为二等侯、大学士、陕甘总督的他每每想起，“犹耿耿于怀，不能自释”。有人就此将他与曾国藩对比，认为“左文襄佐骆文忠，仅一幕职而得行其志，似愈于曾文正之为相；奉命出征，发谋出虑，朝廷亦从不牵制，此老一生际遇，文正不如也”
其时，对左宗棠“期望之殷非常情可比”的还有一位，那就是他的同门师弟胡林翼。胡林翼与左宗棠同龄而早生四个月，虽入师门晚四年，但科考顺利，功名早达。他们是在左宗棠第一次赴北京参加会试时相互认识的，尽管两人个性迥异，一个刚而褊，一个通且介，但一见定交，“每风雨连床，彻夜谈古今大政”，相得甚欢。胡林翼自认是左宗棠一生的真知己，非常欣赏左宗棠的才学，曾说：横览九州，无才出左宗棠之右者。他看到左放弃了不少有望仕宦的机会，拟长以农夫没世，觉得十分可惜，就想方设法向当政者举荐。曾荐于两江总督陶澍、云贵总督林则徐，二人均称左为奇才，前者与之结为亲家；后者礼聘不成，约之夜话湘江。虽然他们都未能为左宗棠提供用武之地，但他们的推重提升了左宗棠的知名度，所以左宗棠对胡林翼的热心引荐颇为感激，曾致书感谢说：“执事推荐之雅谊，非复寻常所有。”太平军兴，胡林翼深知这是发挥左宗棠晓畅兵略之长的绝好时机，遂三次向湖广总督程裔采推荐，但程没有罗致。于是，又三次力荐于湖南巡抚张亮基。张亮基曾是林则徐的左膀右臂，左宗棠则为林眼中的不凡之才，双方都从林则徐那里耳闻对方的大名，又经胡林翼牵线搭桥，自然惺惺相惜。张亮基诚心诚意，两次专人备礼走请；左宗棠难却盛情，一往参焉，结果与亮基一见如故，遂成为其幕中人，就此告别了他披垦草莱的生活，开始改变其命运的削群奸、襄王事的别样人生。
同治四年（1865年），身为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在给大儿子的家书中说：“古人经济学问都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到手，随时举而措之，有一二桩大节目事办得妥当，便足名世。”（《左宗棠全集·家书》，第104页》）这句话看似拿古人说事，实则为左宗棠的夫子自道。从十八岁究心舆地起，到四十一岁出参戎幕止，左宗棠都是在“萧闲寂寞中”读书历练的，积之既久，才学识力，冠绝一时，因此“夙以诸葛亮自负”。他出膺王事的首秀，虽然只是一名为人作嫁的幕客，但他还是很慎重，是作了能否“事权到手”的试探后才定下的。咸丰十年（1860年），在一封给胡林翼的信中，左宗棠谈及他应张亮基之召作幕的情形时说，他见了张亮基后，“握手如旧，干以数策，立见施行，自此留置幕中”。而其后聘他为幕的湖南巡抚骆秉章更是倚之如左右手，僚属汇报公事，必问左先生是怎么说的。由是，忌者日众，谤议四起，好事之徒除了给左宗棠安上“帮办湖南巡抚左”的头衔外，还编排了很多他专横跋扈的故事。有则笔记说：左宗棠居幕府，事无大小，专决不顾，骆秉章乐得与诸姬宴饮寻欢。一次，左当面嘲之曰：“公犹傀儡，无物以牵之，何能动邪！”骆干笑而已。还说左尝于半夜撰奏章毕，猛敲骆卧室的门，大呼。骆起读，叫绝，更命酒，对饮而去。另一则云：一天，骆闻辕门放炮，忙问何事，左右告曰：“左师爷发军报折也。骆听后，点了点头，慢悠悠地说：”何不取折稿来一阅。”因此，当时湖南人都戏称左宗棠为“左都御史”，“盖以骆公官衔不过右副都御史，而左公权尚过之也”。
显然，上述的笔记有些夸大其词，甚至有荒诞不经之处。但的确，骆秉章对左宗棠的倚任之专异乎寻常，非常罕见。左宗棠在给周夫人的家书中就坦率地说：“中丞推诚委心，军事一以付托，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骆的信任，不仅令左宗棠愿效死力，挽救危局，而且也给他创造了大施拳脚的舞台，使他能够得行其志，得尽所为。于是，在他的主持下，湖南内绥土寇，外协邻军，“屹然为强国矣”（王定安：《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6页）。由此，左宗棠声望日隆，名动公卿。咸丰五年（1855），御史宗稷辰疏荐人才，称左宗棠通权达变，疆吏倚重之，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于胡林翼诸人。咸丰帝正为手中可用之人太少而苦恼，览奏后，开始留意左宗棠其人，凡遇到湖南籍官员或在湖南为官者，必问及左宗棠。据《郭嵩焘日记》记载，一次，咸丰帝召见他，就曾问他：你认识左宗棠吗？郭答：从小认识。皇帝说：那自然有书信往来了。郭回说：有书信往来。皇帝说：你给左宗棠写信时，可把我的意思告诉他，当出为我办事。左宗棠不肯出来，是什么原因呢？想系功名心淡。郭答曰：左宗棠自认为秉性刚直，与世不合，所以不肯出山。皇帝问：左宗棠才干何如？郭说：左宗棠才尽大，无不了之事，人品尤端正，所以人皆服他。皇帝再问：他几岁了？郭答：四十七岁。皇帝说：再过两年就五十岁了，精力衰矣。趁此时尚强健，可以一出办事，不要再糟践自己。你应该劝劝他。
左宗棠从郭嵩焘的来信中得知郭和咸丰帝上述有关他的对话后，对咸丰帝感激涕零，在给大儿子的信中，他说：“以未著朝籍之人辱荷恩知如此，亦希世之奇遇。骆、曾、胡之保，则已在圣明洞鉴之后矣。”“未著朝籍”点明左宗棠的布衣身份，他的稀世奇遇其实只能靠他人极力举荐，但自视甚高的他羞于言此，更绝不承认，就直接将之归功于“圣明洞鉴”了。这颇受人诟病，但他却自恋地感受到“国恩高厚”，决定竭尽所能，存心报国，“期无负平生之志而已”。咸丰十年（1860）五月，他这个坐啸戎幕八年的书生终于操起杀人之业，从幕后走到台前，组建楚军，亲履行间，与太平军作战。这时，他年轻所学便发挥用武之地。在家书中，他说：“吾频年兵事，颇得方舆旧学之力。”（《左宗棠全集·家书》，第85页》）诚然如此，他胸罗古今地图兵法，善于用兵，所以打起仗来，胜多负少，迭著战功。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就绘声绘色地记述了左宗棠初次率军出征的战绩，说他“八战八克，斩馘逾万”，收复了浮梁、乐平等地，曾国藩奏称他“叠破巨寇，振江皖全局，勋绩甚伟”。左宗棠一战成名，自此与兵事结下不解之缘，其后半生基本上就是在戎马生涯中度过的，并由军功发皇，渐达高位，乃至先李鸿章二十四年封侯。
其实书生以杀人为业是迫不得已的事情，曾国藩就曾称自己带兵为择术不慎。左宗棠也是如此，咸丰十年奉诏即戎，虽然他曾立志要尽平生之心，轰烈做一场，但并不愿久历兵间。早在同治二年（1863年），他就表示东南肃清后，当作归计；同治五年，更说“颇厌兵事，故急思脱身……作归田之计”（《左宗棠全集·家书》，第109页》）。然而，报答君恩之念以及儒者担当世运的使命感，令他欲罢不能。朝廷每有督办军务之命，他总是欣然应诺，毫不推脱。同治五年，已顺利剿除太平天国余部的他，非常厌倦经年的战事，刚想脱身，好好休息，却突然接到调督陕甘镇压捻回的命令。他自知西征艰阻万分，人人望而却步，但愿意一力承担，为朝廷分忧。在家书中，他说：“吾移督关陇，有代为忧者，有快心者，有料其必了此事者，有怪其迟久无功者，吾概不以介意。天下事总要人干，国家不可无陕甘，陕甘不可无总督。一介书生，数年任兼圻，岂可避难就易哉！”对左宗棠如此勇于担当，曾国藩曾以钦佩之心对人说：“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于九原，恐亦不能为之继也！”（陈其元：《庸闲斋笔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7页）光绪九年（1883年），法国侵略越南，清廷谕令李鸿章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李鸿章不仅不愿去，还向人抱怨说：“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李鸿章全集》第5册，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793页）可是，左宗棠则不同。他看到李鸿章甩手不干，枢部束手，就调兵遣将，自请赴滇、粤督师。七十二岁高龄了，还雄心不已，壮怀激烈。这就是左宗棠，一个清王朝的“孤忠可托”之臣。然而，造化弄人，左宗棠对外积极主战，在中法战争前线，临死前，他还连呼“娃子们出队，出队，我还要打”，却始终未得一战；而李鸿章最怕对外作战，偏偏让他碰上中日甲午战争，结果声名扫地，为世人所唾骂。有人据此评论左福命较优，其实不尽然。杨昌濬曾恭维左宗棠说：“洋人怕中堂。”左答曰：“此言那可靠。我初以四品京堂打浙江长毛，非他们怕我。打陕甘回子，打新疆回子，都非他们怕我。还是要打，怕是打出来的。”
左宗棠能打仗，敢打仗，自称“粗鄙武夫”，其一生最主要的活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及收复新疆，均为长达数年的大规模征战。这些在有关左宗棠的传记中都是重头戏，新近出版的左景伊著《我的曾祖左宗棠》中也浓墨重彩，多有淋漓尽致的叙述。但左宗棠毕竟不是只知杀戮攻伐的赳赳武夫，而是抱持名教圣道的经世之儒，有重建社会价值和社会秩序的意识和自觉。所以，每收复一地，必招徕抚绥，兴教劝学，造福当地百姓，留下了许多惠民、便民之政。其中最著名的是在西北大量植树，世称左公柳，有诗赞曰：“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然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具有国际视野和战略眼光，非常重视中国的边防建设。众议弃新疆，他力持不可，舆榇出关，亲自率兵收复新疆。之后，又多次奏请建省，终于得到清廷允准，确保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稳固了中国的西北边防。对台湾，他认为是海防重地，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早在同治年间他任闽浙总督时，即派要员前往治理；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他临死前不到一个月，仍念念不忘，奏请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四个月后，清廷准其所请，台湾建省，但左宗棠已去世了，没能亲眼目睹。一般认为左宗棠是所谓的塞防派，但其实他塞防、海防并重，保住了中国东南和西北的战略要地，因此，后来有历史学家评价他是自唐太宗以后，对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功劳最大的第一人。
左宗棠天性刚峻忮刻，锋颖凛凛，气凌曾国藩、胡林翼之上，也不屑与李鸿章为伍，但他有霸才，以忠介自励，故其一生能够大行其志，无往不利。他以戎幕起家，在军中谢世，可谓以百战军功成中兴名臣的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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